近年来,农业正成为全球新兴投资领域,全球性或区域性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已逐渐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地和投资主体,不断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布局,对资源型、战略型重要农产品的市场掌控力度加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亟需要构建一批与农业基础性产业地位相符、ABCD百年老店相匹配的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发挥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大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主要作用。
有关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2011年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2017年6月30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正式颁布。8月29日,国家统计局印发《关于执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的通知》(国统字〔2017〕142号),规定从2017年统计年报和2018年定期统计报表起统一使用新分类标准。为此,国家统计局对2011年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明确了包括农、林、牧、渔业等15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的规模划分标准[1]。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四种类型。其中,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年营业总收入大于2亿元的企业(含2亿)为大型企业;年营业总收入在500万以上2亿以下(含500万)的企业为中型企业;年营业总收入在50万以上500万以下(含50万)的企业为小型企业;年营业总收入在50万以下的企业为小微企业。
由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企业经营活动,大型企业除了参照以上规模标准——近三年(境外)涉农年营业总收入大于2亿元以外,考虑到国家安全需求以及农业境外投资的特点,大型国际涉农企业还应该满足:一是境外主营业务为粮棉油糖胶水产畜牧等涉及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行业或紧密关联部门;二是境外农业投资地域分布在规划的重点区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建有经营实体,不管它们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在哪个领域从事经营;三是就所有制形态而言,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获取支持走出去的财政、信贷、外汇、配额等政策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民营企业在境外涉农投资年限和涉及到的产业链环节较长,已积累了较为充足的境外涉农投资经验,有能力应付产业链上下游波动冲击,能够保障特殊时期境外开发的农产品调得动、调得回;四是对于产值较小的农业行业,则可由其境外涉农产品在国内或境外投资所在国的市场份额大小判定其是否为大型企业;五是对于国内主营业务为非农类且涉足农业境外投资的企业,国内业务营业总收入大于2亿元则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支撑企业境外涉农投资;六是对于抱团走出去的联盟或者联合体,可视一家企业,其判定标准同上。
(一)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农业走出去大多是承担国家的对外援助项目,主要由农业科研单位和国有农业企业承担,参与主体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中国涉农企业才正式开启国际化投资合作步伐,尤其2006年确立农业走出去战略以来,开始有规模的农业走出去,特别是2014年11月成立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农业对外投资合作顶层设计、政策创设、项目落实等逐见成效,中国农业走出去经历了快速增长。截止2019年上半年,中国共有710家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了934家农业企业,其中2018年底对外农业投资流量21.95亿美元,存量达197.17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农业对外投资流量、存量分别增长了12.85倍和21.98倍,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4.29%和29.85%。中国农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对外投资流量比重呈现一个上升的发展趋势,但对外农业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一直在0.80%—1.1%区间徘徊,规模相对偏小。
表1:2006-2018年中国农业走出去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
对外投资总流量 |
农业流量 |
农业流量比重 |
对外投资总存量 |
农业存量 |
农业存量比重 |
2006 |
211.64 |
1.85 |
0.87 |
906.31 |
8.17 |
0.9 |
2007 |
265.06 |
2.71 |
1.02 |
1179.11 |
12.06 |
1.02 |
2008 |
559.07 |
1.71 |
0.31 |
1839.71 |
14.68 |
0.80 |
2009 |
565.29 |
3.42 |
0.60 |
2457.56 |
20.29 |
0.83 |
2010 |
688.11 |
5.33 |
0.77 |
3172.11 |
26.12 |
0.82 |
2011 |
746.54 |
7.98 |
1.07 |
4247.81 |
34.16 |
0.80 |
2012 |
878.04 |
14.61 |
1.66 |
5319.41 |
49.64 |
0.93 |
2013 |
1078.44 |
18.13 |
1.68 |
6604.78 |
71.79 |
1.09 |
2014 |
1231.2 |
20.35 |
1.65 |
8826.42 |
96.92 |
1.10 |
2015 |
1456.67 |
25.72 |
1.77 |
10978.65 |
114.76 |
1.05 |
2016 |
1961.49 |
32.87 |
1.68 |
13573.9 |
148.85 |
1.10 |
2017 |
1582.88 |
25.08 |
1.58 |
18090.37 |
165.62 |
0.92 |
2018 |
1430.37 |
25.63 |
1.79 |
19822.66 |
187.73 |
0.95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计算得出
从农业走出去企业主体构成看,2018年,我国走出去的674家境内农业对外投资机构中,国有企业(4.6%)、集体企业(0.3%)、股份有限公司(14.4%)、股份合作企业(0.9%)、有限责任公司(69.3%)、私营企业(8.4%)、联营企业(0.2%)、港澳台商企业(0.3%)、外商投资企业(0.6%)、其他企业(1%),对外农业投资主体继续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且并购重组、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等投资方式趋于国际化,中粮集团并购尼德拉集团和来宝农业、中国化工集团并购瑞士先正达、光明集团并购西班牙米盖尔和新西兰银蕨农场等涉农海外并购井喷式增长,形成了一批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农垦企业和大中型民营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多元格局,成为对外农业投资的主力军。
(二)中国大型企业国际农业合作的基本特点
1.大型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迅速,但与跨国集团存在差距。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在境外设立企业74家,投资存量为82.4亿美元,占对外农业投资总额的42.08%,比2014年增长了5.19倍,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近1.1亿美元;国家级龙头企业127家,对外农业投资存量30.39亿美元,分别占对外投资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额的18.8%和15.4%,分别比2014年增长了89.6%和3.9倍,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近0.24亿美元;国有企业和国家级龙头企业在境外设立企业数量占到分别占到总数的8.3%和26.4%,投资存量分别占到总数的41.79%和69.7%。而民营企业设立的814家企业中,对外投资存量114.2亿美元,分别占对外投资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额的95.4%和57.9%,分别比2014年增长了1.9倍和4.1倍,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只有0.14亿美元。从单体投资规模来看,对外投资规模上亿美元的企业只有30家,占对外投资企业的3.38%,低于500万美元的企业510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57.43%,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220万美元左右,与发达国家600万美元的规模还相距甚远,尤其是对外投资合作的民营企业单体平均投资规模只及国有企业平均的1/8,国有企业仍是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力量,而走出去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但经营灵活,受限较少,是对外农业投资合作的重要力量。
2.对外投资产业齐全,但产业链整合程度低。从产业结构分布上,当前企业对外农业投资的行业已经覆盖了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截至2018年底,我国境外涉农的企业中,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的企业共382家,占43.02%,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大豆、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林业企业18家,占2.01%;畜牧业企业64家,占7.21%;渔业企业84家,占9.46%;农资企业27家,占3.04%;其他313家,占35.25%。从业务类别分布看,企业对外投资种植生产业务占总额的84.1%,加工占2.32%、仓储占11.66%、物流占1.55%、研发占0.32%,对外农业投资的产业链条有所延伸,覆盖了研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整个农业产业链,但大多数企业以水土资源开发型、紧缺性农产品寻求型为主,仍处在农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等产业链低端环节,目前仅有49家在境外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投资,占境外企业总数的5.5%,且都为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其他中小型走出去企业尚未全面参与上中下游产业链建设,对产品收储、流通、定价、销售等缺乏有效掌控,国际市场话语权和全球资源配置力仍然较弱。
3.海外并购量额齐增,但大型企业是主体。纵观中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的发展进程,企业投资方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对外农业投资百强企业更倾向于以褐地投资的形式兼并收购东道国企业。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8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海外并购高达690亿美元,其中,2018年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并购为18起,实际交易金额达14.8亿美元,占实际交易总金额的1.03%,占农业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57.74%,较2013年并购实际交易金额增长了1.5倍,并购对象包括荷兰、美国、瑞士等老牌国家,并购领域主要在种子、农药等农资研发、农产品供应链渠道和市场较强的企业,收购方式主要以股权收购为主,如2012年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6亿元人民币,联合股权收购澳大利亚库比农场(CubbieGroup),构建全球化的棉花供应链和产业链;2013年双汇集团出资71亿美元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拓展猪肉加工与生猪养殖业务;2010-2016年光明集团围绕“资源”“品牌”和“网络”先后成功并购10余个海外项目,形成覆盖欧洲、澳新、东南亚三大区域的国际化布局;中粮先后并购澳大利亚Tully糖业、智利Bisquerll酒庄公司、荷兰尼德拉集团和香港来宝集团等横向、纵向农业产业链合并与扩张,实现在南美洲、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区域的整体布局;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490亿美元并购瑞士先正达,跻身全球农化行业第一梯队;2018年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法国生修伯特企业,当年投资额6.9亿美元,占并购投资流量总额的46.6%。2019年联想佳沃9.2亿美元并购智利Australis三文鱼企业,进一步坚定其“全球资源+中国消费”发展模式,大型国有、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方式从直接投资转向合资、并购等模式并举,形成了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参与海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一)大型企业是国际大宗农产品供给的操盘者
从大宗农产品供给实践看, 由于全球粮食生产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大型跨国企业日益把粮食生产和市场的控制作为维系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国外看,ADM在全球140多个国家[2]、邦吉 (Bunge)在全球40余个国家[3]、嘉吉(Cargill)在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4]、路易达孚公司(Louis Dreyfus)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5]拥有远洋轮船、港口、铁路、工厂、货仓,从事农产品买卖、运输和加工,广泛开展全产业链经营,业务拓展涵盖金融、能源、化工等非农领域,有效协调控制各地资源和市场,增强行业垄断和控制力。日本的综合商社主要通过海外屯田、收购兼并,建立全球采购、销售和物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粮食的跨国流动;新加坡的丰益国际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900家工厂和广泛的分销网络,掌控全球棕榈油约45%贸易量[6],奥兰国际业务遍布60多个国家[7],是世界排名前三的咖啡和大米交易商,在棉花、坚果、可可、咖啡等农产品市场贸易也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从国内看,中粮集团于2014年和2017年分两次收购荷兰粮食贸易商尼德拉(Nidera)51%和剩余49%的股权,获得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农业生产基地和仓储物流设施、采购平台及全球贸易网络[8],突破了ABCD四大粮商在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对仓储物流体系的垄断,有力推进了中粮在农粮领域“买全球、卖全球”的产业链布局。这些跨国粮商利用其资本、管理和市场渠道方面的优势,对全球大米、玉米、小麦、棉花、食糖、天然橡胶、棕榈油等大宗农产品供给形成了准垄断性掌控。据测算,以ADM、嘉吉、邦吉、路易达孚为代表的世界跨国粮商掌控了国际90%以上的粮食贸易[9],少数跨国企业掌控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三个主要大豆生产国中产品价值链中除种植以外的所有阶段。
(二)大型企业是对外农业投资合作的引领者
从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发展上看,无论是从实力规模还是从作用效果上,大型企业一直是农业走出去的探索者和引领者。大型企业以其不可比拟的规模优势、资金筹措能力、先进的技术,在一国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内处于龙头地位,产业控制力和辐射力大,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决定力和带动力,引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统计和总结《财富》500强企业[10]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相关文献和参考材料等得出的全球170家领先的跨国涉农企业[11],欧洲有64家,主要分布在英、德、法、丹、意等14个国家;北美洲61家,56家跨国农业企业将总部设在美国,为全球之最;亚洲25家,主要分布在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和新加坡等9个国家;大洋洲有16家,拉美有3家,非洲仅有1家。这个分布与农业产业价值链组合方式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基本相符,这些大型跨国涉农企业往往在世界各个大洲均有生产、研发或销售基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涉农企业主要以并购、技术创新为基础,扩大规模效应和其加工、贸易环节优势,实现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运输等环节一体化跨国经营。非洲、拉美、亚洲地区的跨国涉农企业在全球跨国经营体系中,从合资建厂、战略联盟、一体化生产、收购兼并到设立研发中心,投资规模、进入速度不断提高,对东道国的农业生产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对而言,大型企业走出去时间长、区域分布广、产业领域宽、实行形式多,在农业跨国资本、技术和农产品等资源要素流动中处于优势地位,已积累了丰富的海外运作经验,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具备进行全球业务整合、管理整合、文化整合的能力,凭借自身技术、管理、资本和人才优势,能引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分工合作。
(三)大型企业是国际贸易话语权和定价权的主导者
从市场竞争上看,国际经济竞争说到底是大型企业间的竞争,大型企业具有较大的规模体量、卓越的盈利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独特的“拳头技术”或“拳头产品”,竞争力强、市场价值大、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广等特征,正是大型企业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资源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制定来保证其根本利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09年—2018年世界农产品贸易额由10439亿美元增长到15488亿美元,农产品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4%[12],显示全球粮食生产贸易呈稳步增长趋势,供应端不是问题,市场粮食价格波动及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背后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和世界粮食巨头通过不合理的“规则”、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攫取他国农业资源的能力和空间,向穷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财富掠夺。纵观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是粮食生产和贸易强国,都有自己的知名跨国粮商,美国有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法国有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德国有拜瓦集团(BAYWA),日本有丸红(Marubeni)、伊藤忠(ITOCHU)、住友(SUMITOMO)、三井物产(MITSUI)、全农(ZEN NOH),新加坡有丰益国际(Wilmar)和奥兰国际(Olam)。发达国家依托其跨国公司自身强大资本和市场运作能力,不断强化对全球粮源、加工、物流、贸易全产业链的布局,形成上下游技术、市场等“集成优势”,对资源性、紧缺性重要农产品市场的掌控力度进一步加大,主导国际产业分工、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影响甚至左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甚至国际经济规则。
参考文献
[1]陈伟:《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国际经济合作》, 2012年第1期。
[2]翟雪玲、张雯丽:《中国农业“走出去”特点、问题及发展思路》,《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7期。
[3]谢宏:《农业类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6期。
[4]李宁、汤国英、辛毅:《中外农业企业竞争力比较的实证研究——以农业上市公司为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18 年第4期。
[5]UNCTAD (WIR0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P105.
[6]袁东明:《把一批国有大企业培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12月04日。
[7]赵贝贝:《中国大型粮食跨国企业的培育研究》,广东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6月。
[8]杨麒:《中国公司实施跨国投资战略的模式研究》,西南财政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5月。
[1]具体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数据来源:ADM官网。
[3]数据来源:Bunge 官网。
[4]数据来源:Cargill官网。
[5]数据来源:Louis Dreyfus官网。
[6]数据来源:《老粮商、新粮商,国际粮商的新江湖》。
[7]数据来源:奥兰国际官网。
[8]威翰林:《中粮集团的专注70年 国际大粮商的活力之源》。
[9]James X.Zhan,Richard Bolwijn:《世界投资报告201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印发。
[10]数据来源: 《2019年全球500强排行榜》。
[11] UNCTAD (WIR0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P105.
[12]数据来源:UNcomtrade农产品贸易数据。